5G之爭，到底爭些什麼?

　　4G已來，5G還會遠嗎?沒錯，對於每隔十年就會發生巨大變化的全球移動通信產業而言，在4G日漸走入普通大眾生活的今天，種種跡象表面，面向未來的5G已毫無懸念地成為新的“當家花旦”。

　　眼下，正是“紅杏枝頭春意鬧”的時刻。有關5G的話題在這個春天太多、太喧囂了：無論是2015年世界移動通信大會上的面對面擺擂，還是跨越太平洋的“隔空喊話”，熱血澎湃的展望有之，大相徑庭的觀點有之，針鋒相對的激辯更是有之……凡此種種，共同將5G推向了這場話題風暴的最中央。

　　那麼問題來了，這些領軍的電信運營商、設備制造商們，到底在爭些什麼呢?

　　焦點一

　　時間點上的激進與保守

　　人們什麼時候能夠用上5G服務?

　　商用的時間點，在當下這場關於5G的口水大戰中，是最大的分歧所在，也是各方激辯的焦點所在。與此相應，全球移動通信產業也自然而然地被劃分為5G的激進派與保守派，因各執一詞而涇渭分明。

　　激進派的典型代表是韓國，此外也包括日本和北美。在他們充滿渴望的眼神裡，5G商用的時間點應該是2018年。為什麼是2018年呢?因為這一年在韓國平昌將舉辦冬奧會，而重大體育賽事往往是“最新款”移動通信技術的最佳秀場。對此，韓國電信集團(KT)CEO Chang-Gyu Hwang表示：“2018年平昌冬奧會即將到來，我們將把它打造成首屆5G奧運會。”需要強調的是，在5G服務於大型體育賽事之前，確保可靠與穩定性的試商用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業界有觀點認為，韓國電信還有可能在2018年之前推出5G服務。盡管韓國電信並未透露具體的5G商用時間表，但是其CEO略顯曖昧的表態還是會帶給業界無限遐想——“很近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再等幾年。”

　　流量訴求率先爆發、用戶樂於消費流量，是激進派生長的基本土壤。但不容忽視的是，提升本國產業乃至企業自身在全球移動通信版圖上的競爭力，也是激進派之所以全力以赴的主觀訴求所在。在2015年世界移動通信大會上演示了全球首個5G網絡的三星，無疑是最為激進的5G倡導者，而在這背后，則是三星曾經最引以為豪的手機業務自2014年呈現出的衰退跡象，以及三星在移動通信設備領域的鮮有作為。

　　保守派的典型代表則是歐洲。在他們略顯疲憊的眼神裡，5G商用的時間不應該早於2020年。2020年這個時間點，是根據移動通信技術十年一變革的規律，按部就班給出的保守估計。例如，歐洲老牌電信運營商Orange首席執行官Stephane Richard稱：“這不是明天或者下周的事，很可能要到2020年或者2022年。我們一定不能太快跳至下一代網絡，先讓我們享受4G LTE吧。”

　　在4G上起步晚、商用晚，讓歐洲成為保守派讓人一點也不意外。業界人士向《人民郵電》報記者表示，對於歐洲運營商而言，當前4G商用帶來的回報並不明顯，這是其“比較痛苦”的地方，也是在5G上表現不積極的原因所在。

　　焦點二

　　技術上的繼承與顛覆

　　人們真的需要5G技術嗎?

　　這個問題，則是移動通信產業的重要一環——通信設備商們爭論的另一個焦點。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設備商在移動通信技術的升級換代中一直都扮演著極為重要的推動者角色。

　　跨越人與人溝通的需求，讓人與物、物與物連接，這是通信設備商們就未來的網絡流量構成所達成的共識。但分歧在於，4G是否已經能夠滿足需求，5G網絡是否多余。顯然，這是針鋒相對的兩派觀點。

　　“如果LTE已經能夠滿足需求，那我們就不需要技術上大的飛躍。”高通首席執行官Steve Mollenkopf給出了這一觀點。一方面，高通承認數量極多的連接是移動通信產業發展面臨的挑戰所在;另一方面，高通認為應充分發揮現有LTE網絡的優勢去應對挑戰，最多改變網絡的邊緣以更好地去支持移動設備，而真正的創新也將發生在邊緣地帶。顯然，這是一種“修修補補”式的應對策略。對此，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受訪者表示，高通的選擇其實是“既得利益者”的選擇，高通自然希望在3G和4G專利上的收益能夠最大化，5G的部署自然是“越晚越好”。

　　“LTE無法支持物聯網服務所需的上千億連接，5G可以。”華為輪值CEO胡厚顯然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對此，他給出了一個有著很強說服力的例子：如果剎停一輛以100公裡時速飛馳的汽車，LTE的延遲時間會使制動距離延長1.4米，而5G僅延長2.8厘米，隻有5G的延遲性能可以滿足被熱炒的無人駕駛汽車概念。而工信部部長苗圩在今年兩會的一次採訪中，也表達了對這一觀點的支持：“4G帶寬滿足不了汽車安全性的需要，因此至少需要5G帶寬，才能直接通過雲端服務來指揮車輛的操作。”

　　技術上的顛覆，在支持者看來極有可能成為5G的關鍵特征。華為認為，5G要同時做到對移動互聯網和物聯網的良好支撐，就必須在技術上有更大的突破，而其中最關鍵的是網絡架構和空口技術的突破。與此相應，華為在今年的世界移動通信大會上提出了“5G，新空口、新架構、新運營”的理念。但是，技術上的顛覆並不意味著網絡升級上的不平滑，從4G升級到5G的過程中，也可以提前將5G的技術應用於現有網絡。例如中興就已經拿出了Pre 5G的概念，在不改變4G空口標准的前提下，直接應用5G的部分無線技術和網絡架構，從而提供數倍於LTE的系統容量。

　　焦點三

　　標准上的統一與分散

　　5G會有一個全球通用的標准嗎?

　　統一的5G標准，客觀來看還是一個美好的願望。正如日本NTTDoCoMo的首席技術官Seizo Onoe強調的那樣，“我們的夢想是最終用同一種技術覆蓋所有的使用案例”。 這個願望能否實現，取決於支持者的隊伍是否足夠強大。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各自為營搶佔標准制高點的很多，但倡導全球統一標准的也不少。而伴隨著合作的日益廣泛，尤其是跨越競爭者的合作日益增多，統一標准並非沒有實現的可能。

　　回顧移動通信產業的發展，不同大洲的不同運營商採用不同的技術標准，幾乎成為一個傳統。例如，3G標准有WCDMA、CDMA、TD-SCDMA等，4G擁有LTE FDD和TDD……但是，5G有可能改寫歷史，因為全球范圍內的協商與合作正在流行開來。

　　目前，支持5G全球採用一個統一標准，不僅包括5G網絡標准的測試和開發機構(如英國薩裡大學的5G研發中心和歐盟的5G研發機構)，也包括電信運營商和設備制造商(如NTT DoCoMo和華為)等。正如歐盟 CONNECT 部門主任 Thibaut Kleiner所說，“我們需要全球協商來避免標准之間的競爭，這樣才能擁有一個全球通用的5G標准。目前，我們看到了韓國和日本在5G網絡研發上的合作，也將看到中國和美國未來的合作……”事實上，歐盟與韓國的合作也已經展開。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那些試圖搶佔5G標准制高點的參與者們。一流的公司做標准，二流的公司賣技術，三流的公司賣產品。在未來的5G市場中，誰不期望能夠像高通一樣坐收專利許可費呢?事實上，目前已有企業為了搶佔5G市場先機，放出了“5G標准已成事實”等並不客觀的消息……這樣的舉動顯然會刺激標准之爭，不利於標准的統一。對此，我們必須明確的一點是，真正的5G標准並未制訂出來，最快也需要一到兩年的時間。